他在新中国60华诞献礼巨制《解放》中成功饰演了开国领袖的形象，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又具有普通人的情感，睿智幽默，颇具亲和力，难怪人们一见到他，便很自然地将其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但在他心目中，毛主席是大海，他只是大海上一个摸索前进的船夫——

　　2009年10月1日，广场，共和国60华诞盛大阅兵式和群众开始之前，临时观礼台上出现了一阵骚动：“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位被称做“毛主席”的观礼嘉宾，便是多部影视作品中的饰演者、著名演员唐国强。正在央视一套和天津卫视热播的史诗电视剧《解放》中，唐国强以他对领袖人物的深刻理解和日趋娴熟的演技，将的艺术形象塑造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庄重威严的同时，又有普通人的情感，幽默睿智，颇具亲和力，难怪人们一见到他，便很自然地将其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但在他心目中，毛主席是大海，他只是大海上一个摸索前进的船夫。

　　国庆节前夕，唐国强拨冗来津，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出席了史诗电视剧《解放》的媒体见面会，随后又参加了天津电视台《男人世界》节目的录制。其间，本报记者特别向他询问了即将开机的电视剧《东方》中，如何贴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脸型和体型均已较胖的形象时，唐国强无奈地笑答：“外形只能这样了，不可能完全像，只能尽量贴近50年代的毛主席，还是抓神吧……”

　　出道30余载的唐国强，是如何从昔日“奶油小生”的沉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系列历史大戏的男主角，尤其是饰演的特型演员的呢？

　　唐国强说，他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顶住了，过来了，头顶就是一片蓝天。只要自己不绝望，别人永远打不倒我！”而他事业的转折点，便是在王扶林任总导演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成功塑造了古代中国智慧的象征——诸葛亮的形象。

　　唐国强为何被称作“奶油小生”？“奶油小生”又何罪之有，让他一度抬不起头呢？

　　据说，“奶油小生”是唐国强拍摄电影《小花》时，自曝曾“暗恋”他的陈冲的一句戏言。到《孔雀公主》时，唐国强饰演的王子形象，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这一印象。其实，京剧舞台上历来有“生、旦、净、末、丑”的不同行当，银幕形象也不例外。那么，为何唯独“奶油小生”受到排斥呢？原来这一切都与不同时代人们审美观的变化息息相关：经过，看惯了红光亮、高大全的人物形象，人们开始追求形象的个性化，推崇高仓健式的冷峻，姜文、葛优式的粗犷、幽默。然而，正如服装的流行趋势一样，人们的审美观也会走“回头路”的。当下，俊男靓女、花样男孩，不又成为年轻人推崇的偶像了吗？

　　在漫长的沉寂和迷惘中，《三国演义》总导演王扶林成了引导唐国强走出艺术低谷的“伯乐”。

　　邀请唐国强饰演《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王扶林此意一出，便引来一片质疑声，质疑的核心仍是他有一顶“奶油小生”的帽子。王扶林曾对本报记者讲过他选择唐国强的理由：“你说他‘奶油小生’，我说他贴上胡子，戴上假发，穿上古装，就是‘老生’了；他相貌英俊潇洒，有儒雅之气、智慧之相，先天条件优越，又是科班出身，有影视表演经验。还有一点，近年来，他在艺术上不太得意，家庭又出了点问题，正走背字，我给他个诸葛亮，他肯定会倍加珍惜，全力以赴……”

　　实践证明王扶林是正确的：唐国强不仅演戏十分刻苦用功，积蓄多年的艺术潜质也被充分挖掘出来。他饰演的诸葛亮，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智慧超群，举手投足间，颇得一代名相的神韵和风采，从此与“奶油小生”告别，片约不断，创造了从雍正皇帝到南大校长张伯苓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

　　唐国强自幼偏爱历史，对古典名著、历史小说兴趣颇浓，诸葛亮、康熙、雍正等历史人物早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做演员之后，他每演一部历史剧，都熟悉了解了一段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和提高。所以，唐国强说他更愿将表演的重点放在历史人物的塑造上。

　　《雍正王朝》是根据二月河的小说改编、由著名女导演胡玫执导的一部历史正剧，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照历史，对雍正这位有争议的皇帝进行了颠覆性的表现，雍正的扮演者便是唐国强。1999年初，胡玫率《雍正王朝》主创参加今晚报社主办的学术研讨会，本报记者有机会聆听了唐国强对这一角色的阐释。

　　唐国强认为，与二月河的原作相比，电视剧更强调了雍正的励精图治，如他在位13年，平均每天批阅40多个奏折，勤政之风实属罕见；生活上又十分简朴，常吃的是青菜豆腐，还很少宠幸皇妃，这在历史上都有据可查。由于推行新政，他得罪了一批皇亲国戚，落得一个骂名，对此应客观、历史地去看待。“作为演员，我觉得不能过多地表现他的冷面，‘冷’只是他的表面，内心的激情、冲动，对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和执著精神，才是人物最本质的特征。”

　　除了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唐国强塑造的南开大学创始人、大教育家张伯苓的形象，也给观众留下较深的印象。

　　唐国强说，他之所以一看《张伯苓》的剧本便被感动、被吸引，是因为他有个性，有追求，且品德高尚，为人师表，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近乎民族英雄式的爱国教育家。为演好张伯苓，他推掉了另外两个片约，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做了上千张剧情分析卡片；仅仅因为剧中有一段清末的戏，他便毫不犹豫地剃了光头。他付出了比以往任何角色都多的激情和心血。因为出演张伯苓，他还荣幸地被南大文学院聘为兼职教授。而一个更大的收获是，正是在拍摄《张伯苓》期间，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与他谈起创作一部全景式表现解放战争的电视剧的想法，才有了拍摄《解放》的最初动力。

　　《解放》是唐国强继《长征》、《延安颂》、《开国领袖》之后，又一次走近的世界。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唐国强觉得伟人的形象越演越难，因为每一次都是新的挑战，每一次都是超越自我的过程。因此，在《男人世界》录制现场，当主持人问唐国强，他与角色的最大差距是什么时，唐国强诙谐又诚挚地说：“我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差别，他是领袖，我是人民；他是大海，我是大海中一个摸索前进的船夫。”

　　作为《解放》的导演和主演，唐国强首先分析了《解放》在情节结构上的特点：“如果说《长征》是线形结构的话，《解放》就是散点结构，好在形散神不散，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战胜敌人的三宝：人民战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上至国共两党的领袖，中至各野战军首长，下到基层群众，包括刘胡兰和陕北的老大爷，全景式再现了人民战争壮丽恢弘的场面，内涵的东西太丰富了，太宏观了，太有文献价值了，所以有专家说，这是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小百科全书……”

　　“在大海中摸索前进的船夫”，唐国强谈起十几年来演领袖人物的艰辛，至今记忆犹新：《长征》中有过雪山草地的重场戏，当年红军过草地用了四天，他们却足足用了七天！到第七天时，天降大雨，遍地泥泞，苦不堪言，以至雇来的群众演员都不干了，关键时刻怎能退缩？只好给每个群众演员加了10块钱，才把过草地的戏份坚持拍完。在四川阿坝拍过雪山的镜头时，海拔4300米，空气稀薄，冰冷彻骨，有些演员产生了高原反应，是边吸氧边拍戏的。为表现“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历史氛围，剧组还在拍摄现场架起鼓风机，雪粒夹着沙粒吹到演员脸上疼痛难忍。当时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土办法”，把宾馆的浴帽拿来套在脚上防止冻伤，以至出现了浴帽严重短缺的现象。唐国强还痛心地回忆起他的一位摄影师，扛着机器从雪山草地一路走来，体力严重透支，40多岁便英年早逝了。

　　“从高处看，往低处找”，是唐国强塑造领袖形象的一个理念。在他看来，领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伟人。因此无论在《解放》还是电影《建国大业》中，他都力求将领袖平民化，刻意表现领袖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用生动鲜活的生活细节，小中见大，刻画人物。如主席抽着烟，马上要开会了，顺手把未抽完的半截烟卷在鞋底上一蹍，又习惯地将烟头揣在口袋里，活现出主席一贯的俭朴务实的作风。

　　的人情味还表现在他对子女的态度上。“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肃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唐国强引用鲁迅的诗词概括了天下父母怜子之情，从父亲的角度解读了毛主席的情感世界。剧中有一场戏，和长子毛岸英唱着“信天游”在山坡上漫步，忽然有敌机从空中飞过，的第一反应是一下扑倒儿子护在自己身下，头发也吹散了，抬头还不忘调侃一句：“飞机怎么下蛋了？”回去后有人问他：“主席怎么一身土哇？”毛主席诙谐作答：“黄土高坡嘛！”唐国强说：“一个在危险时刻把儿子扑倒在地保护起来的父亲，后来对儿子再怎么严厉，再怎么发脾气，心里也是惦记儿子，爱护儿子的。”

　　《解放》、《建国大业》掀起的观赏热潮尚未消退，唐国强便得陇望蜀，乘势而上，开拍他的另一部大型史诗电视剧《东方》。

　　《东方》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至1957年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某种“揭秘”性质。例如，《开国大典》为何选择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如何诞生的？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前留下了哪些遗言？唐国强说，揭秘这些历史细节，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将是《东方》的一个重要看点。

　　史诗作品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尊重历史，表现历史的真实，“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娱乐”，唐国强一再强调说。那么，他如何在《东方》中再现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实的呢？唐国强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内忧外患，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的压力很大，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难，如何树立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所以，要在《东方》中细腻地表现的心理变化，表现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政治智慧。”(本报记者杜仲华)